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
李树茁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国家关爱女孩行动办公室专家组副组长
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进入我们的视野,公共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本报邀请获得2011年度“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的两位学者共话“公共管理”,解析公共管理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公共管理能把百姓、政府、社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记者:公共管理这个概念越来越多地被提及,它在我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中有什么样的作用?
薛澜:目前大家关心的各种问题,比如交通问题、城市化问题、农民失地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所有这些都跟政府的公共政策密切相关,都是公共管理要研究的。
我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涉及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形态和管理模式重大变革,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也是纷繁复杂、惊心动魄的,这些矛盾和问题也许令人痛苦,但对于从事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来说,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李树茁:公共管理是一个面向老百姓的学科,它跟老百姓的生活特别接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养老等,这些都是公共管理的事情。另外,这个学科的公共性、综合性比较强,它能把百姓、政府、社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公共管理是管理学里最大的领域,它主要是追求公众利益、社会利益,老百姓最最关心的事都属于公共管理的研究范畴。老百姓既是公共管理的主人,又是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公共管理要围绕着老百姓转,政府、民间组织等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正是老百姓的实践活动推动中国社会转型,构成中国公共管理学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
我们面临的公共管理问题是其他国家从来没有碰到过的
记者:公共管理上世纪九十年代才作为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出现,如何在公共管理中既坚持国际视野,又实现本土化?
薛澜:与很多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在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到社会形态、管理模式等方面同时进行着重大变革,我国又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地区之间差异巨大,我们面临的公共管理问题是其他国家从来没有碰到过的。
我一直强调“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的观察,构建解释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本土化理论,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我还有一个心愿,一定要和同事们一起写一本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的教材。现在用的大多是国外原版或翻译的教材,对中国现实问题解释不够,也缺少一些本土化的经验。
李树茁: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是全球化、国际化的一部分了,现在在人口、经济、社会、军事所有领域都有中国的声音。这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个现实基础。
公共管理首先还是要研究中国问题,但也要按照国际规范、国际模式来研究,放在国际视野中来研究中国问题。
搞公共管理的人要有强烈的服务社会的心理,要关注发展中的问题,关注中国社会的需求、老百姓的需求。
如果把公共管理问题真正研究透了,制定政策就能使百姓获益无穷
记者:公共管理如何从理论走向社会实践并促进问题的解决，最终使老百姓获益?
薛澜:公共管理的应用性很强,如果把公共管理的问题真正研究透了,我们制定相应的政策就能使老百姓获益无穷。拿现在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来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看病贵、看病难的现象始终存在。我们的认识决定我们设计出来的制度,我个人感觉,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本质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
医疗服务的本质是什么?现在大家强调比较多的是公益性。但从市场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医疗服务实际上是具有竞争性的个人产品。每次提供新的医疗服务,它就要消耗特定的资源。因此,医疗服务的提供,市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时,医疗服务又有很强的外部性,会产生很多社会收益。此外,医疗服务也是信息不对称非常严重的领域。所以,医疗服务存在着严重的、多样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来干预,需要政府通过有效的监管去消除信息不对称,通过对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提供,去放大医疗服务的社会收益。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认识到完全由政府来提供医疗服务是不行的。但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完全由市场去做也不行。如何有效地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这是医药服务体制改革的关键。目前,市场在提供医药卫生服务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也没有发挥好监管作用,没有发挥提供公共卫生等基本服务方面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对医疗服务本质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从而使得相应的制度设计能够提供足够的激励措施,促使足够的资源投入到医疗服务市场中来。
李树茁: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学术研究是一个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要从老百姓生活中来,回到老百姓生活中去,要将国家政策和社会需求结合起来。
公共管理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长久地聚焦和跟踪社会需求、政府关注和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并促使问题得到解决。我们跟国家部委紧密合作,建立了“巢湖改善女孩生活环境实验区”,以“逐级实验、深化、推广”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发展成为国家治理偏高出生性别比问题的公共管理政策和战略系统工程——国家“关爱女孩行动”,并且最终走向国际。
文化建设应该在政策制度里体现出来
记者:六中全会提出要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公共管理的发展对文化建设有何意义?
薛澜: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物质文明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还有差距。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的社会现象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没有在全社会牢牢地树立起来。与此同时,在物质需求满足之后,社会大众对文化娱乐方面的需求非常高。过去我们对文化产业可能认识不足,往往把它作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加以约束和管理,没有建立相应的市场去发展它,该管的地方没管,不该管的地方又管多了。所以,这里仍然涉及公共管理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在我看来,文化创新管理很大程度上可以叫做“理顺”,梳理出到底文化领域哪些东西可以由市场去发挥作用,哪些东西需要由政府去发挥作用,哪些核心价值理念可以运用市场的方法和手段更好地推广和传播,哪些丑陋不良的现象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抨击和规范。
李树茁:我觉得在文化发展中,有两个文化特别值得关注。第一个是性别平等的文化,就是在一个国家大的体系发展中,如何能够实现性别平等和公平;第二个是对弱势群体权利上促进的文化。现在我们谈到弱势群体,按照主流社会的标准总是觉得弱势群体需要帮助关怀,这其实就是一种不平等。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理解弱势群体,他们不是自己不行,更多的是目前的制度、政策让他们不行。我认为应该倡导性别平等的文化,倡导实现弱势群体权利上的平等,树立他们就是主人,我们应该为他们服务的意识。
实际上,制度建设就是为了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它不是虚的,应该在政策制度里体现文化,通过政策制度来促进文化建设。（本报记者方莉）